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学说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由人们在实践中形成，内容关于人类、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形成本身拥有着坚实的自然科学背景。这种新自然观将人类主体地位与自然优先性有机结合，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视域中形成了对自然的科学认识。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学科，主要源于植物学和人类学，也涉及生态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多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经典意义上的民族植物学以调查和研究各民族使用的植物及与植物相关的传统知识为主，主要通过记录和编目等描述性工作实现对植物物种及相关地方性知识的调查、评价和保护。“现代民族植物学”强调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组学、药理学等技术，验证传统知识和经验的科学原理，研究领域延伸至传统医学、食品科学、材料学等领域，为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更可靠的依据和更先进的技术储备。

民族植物学主要研究内容（程卓 等，2022）

民族植物学由植物学家哈什伯杰（J. W. Harshberger）在1896年创立于美国，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在中国开始发展。其早期生长环境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但发展至今处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方面尤甚，然而国内外并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过讨论。

其实，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民族植物学学科理念、特点和研究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好的体现，如学科的文理融合性质，对人与自然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证实，以及二者关系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印证。随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民族植物学对于探索并揭示自然界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挖掘并证实民间传统实践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追求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我国民间用于治疗炎症疾病的7种金丝桃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验证并解读了田基黄等在民间用于保肝、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的科学性（Zhang 等, 2021）。

然而近年来，民族植物学研究纷纷发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正在严重流失，有因逐利而发生的传统观念和实践行为的改变，也有因年轻一代接受意愿较低导致的知识传承“断代”，这些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与资本主义思潮有关——如，表面光鲜的资本主义生活使年轻人涌向城市，也使得以耕地为生的年长者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放弃传统优质老品种而跟风种植单一经济作物，以赚取更多收益。无疑，资本主义具有反自然性，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生态危机。

民族植物学研究发现，独龙族利用的药用植物有69科105种之多。但相关传统知识由于受外来物种入侵、主流文化传播、代际传承间断、土地利用导致的生境破碎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因素影响，正面临消亡的危险（Cheng 等, 2022）。

民族植物学既是问题的发现者，也可以是解决者。相比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对资本主义反自然属性和科学技术反生态属性的反思批判过程中形成的新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旗帜下，拥有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理念特征的民族植物学，在发现并验证散落在民间角落的可持续性实践案例和各民族管理和利用植物的智慧与奥妙，并挖掘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植物文化等方面大有可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化解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困境，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行动指南。

民族植物学调查发现，洱源白族的传统食梅文化对当地产业的发展和梅子遗传资源的保护意义重大，洱源当地围绕食梅的发展模式在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经济产业等方面实现了共赢（Fan 等, 2022）。

近日，该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角下的民族植物学”为题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晴为文章第一作者，龙春林教授为通讯作者，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870316，31761143001）和中央民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专项等（2022ZDPY10，2022GJAQ04，2020MDJC03）的支持。

本文系首次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视角阐释民族植物学的学科特点。在生态文明大背景下，拥有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理念特征的民族植物学能充分发挥所长，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中做出应有贡献。

（张晴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