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其间发布的《植物科学深圳宣言》 (The Shenzhen Declaration on Plant Sciences)中明确提出，对于与植物和自然相关的乡土风情和历史传统，要加以评估、记载和保护。可见，传统知识特别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利用、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以传统植物学知识和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图1）。作为研究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最重要的手段，民族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民族植物学工作者在研究不同民族认知、利用、保护和管理植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对于推动实现《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第六个优先领域目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1 民族植物学主要研究内容 (程卓 等, 2022)

重点实验室主任龙春林教授师从中国民族植物学开创者裴盛基研究员，多年来矢志不渝地从事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现代民族植物学”(modern ethnobotany) 理论及方法的提出者和践行者。其团队成员通过对民族植物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特别是对《植物科学深圳宣言》发布后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进展予以综述，对目前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的状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全面呈现了近期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总体趋势，以及民族植物学对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贡献。

人类早期就开始认知植物。民间分类指民间对当地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进行分门别类的方法和过程，体现着人类对植物的朴素认知。在过去的5年里，我国的植物民间分类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蒙元耀考订了600余种植物的壮族名称、汉语名和学名，对广西壮族民间分类的结构、命名特点及分类方式进行了分析；王静团队和王雨华团队分别对大、小凉山彝族的民间分类进行研究；龙春林团队基于长期的民族植物学调查推断并证实了西南地区存在菖蒲属(Acorus)植物的民间分类群(ethnotaxa)。国外的民间分类研究涉及植物、动物、菌物，研究区域以南美亚马逊盆地、东欧、南欧、东非、南亚和东南亚为主。

人类自古以来依靠植物生存。植物的使用价值是其自然属性，而以何种方式利用植物则是由文化决定的。故关注文化植物和植物文化的民族植物学，在研究不同文化对植物的传统利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近几年国内对野生食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多集中在云南、西藏、内蒙古等的少数民族地区，例如哈尼族、彝族、独龙族、蒙古族、珞巴族、夏尔巴人等。这些研究记录了当地利用的野生食用植物及其传统知识，并分析其物种、加工方式的多样性，还使用不同的定量方法评估野生食用植物在当地的重要性。国际上对于野生食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尤其是意大利、波兰、东非、南撒哈拉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而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研究相对较少。

药用民族植物学作为民族植物学的重要内容，涉及植物药的鉴定、传统分类、编目，以及活性成分的提取、药理学研究等。在药用植物调查编目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利用的药用植物，例如独龙族、苗族、仫佬族、纳西族等。“现代民族植物学”提倡利用植物化学、药理学、代谢组学等手段，解释传统药用知识的科学内涵，渐成为药用民族植物学主流的研究方向。在其理念下，国内对藤黄科和金丝桃科一些传统药用植物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其民间用法的科学性。国际上以传统医药体系保留较好的地区如南亚、南美、东非、南非等地的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植物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体现在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来，国内民族植物学工作者也在建材植物、纤维植物、能源植物、染色植物、护肤植物、驱蚊植物、酒曲植物、粽叶植物(图2)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这些传统利用植物的方式或经验进行科学的评价和分析，有助于促进现代生物经济的发展，服务于社区发展和乡村振兴。

图2 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用于包裹粽子的粽叶 (Lin et al, 2019)

植物与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些年来，国内民族植物学学者在礼仪植物、观赏植物、植物崇拜(图3)、饮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近期研究揭示了我国古代各类礼仪活动中的植物，包括祭祀礼仪、古代丧葬礼仪及古代生活礼仪植物。一些文化植物也是药用植物、食用植物或其他资源植物。国际上对植物文化利用的研究较多，提出了文化关键种理论(cultural keystone species theory)，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和生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在对于植物的保护和管理研究方面，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在植物崇拜、风水林、自然圣境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国外也关注到自然圣境、传统植物文化等对植物及生态系统的保护作用，其中印度因自然圣境众多，相关研究也比较多。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社区，当地人通过运用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他们对土地利用和领地上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传统管理，使当地生物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民族植物学迎来了它新的发展阶段。最近5年，现代民族植物学在中国发展迅速，相关理论和方法也纷纷被美国、泰国、南非等国学者接纳并效仿。其作为民族植物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为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药用、食用等资源植物的开发利用、传统遗传资源的保护、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研究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以上结果以“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2017–2022)”为题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生物多样性》的“纪念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召开5周年”专题中，原文链接为：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2372。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程卓为论文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张晴为共同作者，重点实验室主任龙春林教授为通讯作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870316；31761143001)、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20MDJC03；2022GJAQ04)和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项目(2019HJ2096001006)的资助。

近期获得的民族植物学成果说明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解决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但现阶段我国的民族植物学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研究水平低于欧美国家，需要我国学者加强学习、积极参与、吸纳人才、不断创新，将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推向更高水平。今后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应促进西部地区、广大山区和民族地区的协调发展，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大力开展重要战略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繁荣发展。植物文化和传统植物学知识还可以应用于植物园、城市园林、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许多领域。

（张晴 供稿）

图3 云南澜沧景迈傣族作为其村寨文化符号的古榕树(Ficus altissima)